劉偉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在方法論上的突出特征，在于堅持貫徹歷史邏輯與思想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有機統一。把握這種內在邏輯聯系，對于全面深刻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有著重要的意義。一
“時代是出卷人”，而“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從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出發，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新時代后面臨的新矛盾、新挑戰、新機遇，面對社會主要矛盾及其轉化的新要求，對“發展”這一永恒主題的歷史內涵作出了新的闡釋。一方面，“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另一方面，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系列挑戰，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實現現代化？這是新時代我國實踐“發展”主題必須處理的問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闡釋的根本問題。我們應當成為時代命題的“答卷人”。
那么，應當以怎樣的指導思想來回應這一時代的命題？必須樹立“新發展理念”，這是戰略性、綱領性的，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貫徹“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五大理念”是新發展理念的基本思想內涵，“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是新發展理念的實踐邏輯展現。二
需要以怎樣的方式方略貫徹“新發展理念”？必須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F代化經濟體系包括怎樣的內涵？概括而言，主要包括：堅持“一個主線”，推動“兩個方面”，構建“七大體系”。一個主線，即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國民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此為基礎帶動其他各方面戰略實施，使創新型國家建設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發展戰略、一帶一路戰略等切實建立在效率提升基礎之上。推動“兩個方面”，即一方面推動發展，特別是提升實體經濟的生產率、企業競爭力、產業組織效率和結構優化升級，形成包括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等在內的協同發展的國民經濟體系；另一方面深化改革，特別是深化企業產權制度、要素市場化改革，在深化完善市場化機制的基礎上推動財政、稅收、貨幣、金融及監管等宏觀機制改革，形成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構建“七大體系”，即建設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建設彰顯優勢、協同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建設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建設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系，以上幾個體系是統一整體，要一體建設、一體推進。堅持“一個主線”，推動“兩個方面”，構建“七大體系”，這三者間的邏輯關系即是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在此基礎上通過推動發展和改革兩個方面工作，構建國民經濟“七大體系”，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三
怎樣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
一方面，在總體上必須明確堅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原因在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運動的要求，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化解我國現階段經濟失衡和突出問題根本癥結的要求，經濟失衡的主要動因集中于結構性失衡；是新發展理念要求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根本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和出發點是生產者的效率，而不是需求端入手的消費者，包括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企業的創新力，企業與企業集合的相應產業的競爭力，產業與產業聯結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業與產業相互聚集的區域資源配置效率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落腳點和宏觀效應體現是結構優化，而不是需求端入手的總量效應，結構變化是效率變革的結果。既然出發點、著力點在于生產的效率，其宏觀效應結果如何？當然是視其帶來的經濟結構質態變化。
另一方面，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創造相應的宏觀經濟環境。必須貫徹穩中求進總基調。這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胺�”的重點是穩住經濟運行，“進”的重點是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那么，如何實現“穩中求進”？重要的在于處理好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的關系。通過有效的總需求管理，使宏觀經濟運行平穩。這就要求采取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財政與貨幣政策，使經濟增長速度既防止嚴重的通脹又適應就業目標要求，在經濟增長率、通脹率、失業率等宏觀經濟指標間實現協調。需要注意的是，宏觀總量穩定并不能根本克服深層結構性失衡動因，必須在穩定運行的同時求“進”，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否則不僅短期宏觀穩定難以持續，而且國民經濟難以實現真正的“發展”。這就必須協調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這種協調，本質上是短期與長期、總量與結構、發展與改革間的統一。四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怎樣的制度創新？必須堅持“四個
全面”戰略布局�？偨Y發展歷史經驗教訓，之所以有些國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在于在新階段上缺乏新發展理念的指導，發展方式未能及時轉變。而之所以未能轉變的更深層次原因，則在于制度創新滯后。一是經濟制度創新滯后，政府與市場關系扭曲，在資源配置上市場失靈，同時政府失效，甚至政府替代市場功能，集權越權，形成“尋租”空間，而需要政府發揮作用的市場失靈領域又嚴重缺位；二是法治體系建設滯后，對市場經濟的法權原則和契約方式缺乏法制維護，對市場競爭主體的“私權”缺乏保護，對政府的“公權”缺乏規范。在“尋租”空間巨大的經濟制度下，法治體系滯后便使“尋租”的可能成為普遍現實，從而使資源配置脫離市場競爭效率原則，遵從“尋租”強度，既無公平（權錢交易），又無效率（脫離競爭效率原則）；三是政治制度和治理機制落后，在政治上缺乏凝聚社會力量的領導核心，進而難以克服現代化進程中市場化、法治化所遇到的種種特權和既得利益團體的阻力，使市場化和法治化受阻，進而阻斷現代化進程，長期滯留于“中等收入陷阱”。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恰是針對這種“中等收入陷阱”威脅，提出的深刻的制度創新�！八膫�全面”戰略布局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方案和智慧的集中體現，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進而有效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根本制度保障。五
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根本目的何在？必須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路。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邁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通過“共享”，更充分地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人民為中心既是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動力。
總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深刻探索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實踐邏輯的內在規律，進而不僅為我們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導，而且開拓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新境界”。
文章來源于：紫光閣